大宗商品是工业生产和金融投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准确的大宗商品价格预测对保障工业生产顺利进行和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的大宗商品价格预测模型大多是基于收盘价构建的点值模型, 忽略了价格的波动信息.因此, 本文从区间价格预测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一个带有外生变量的门限自回归条件异方差区间模型(HTARIX), 构建了一个基于区间型数据的检验统计量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条件异方差, 进而提出了广义最小$D_K$距离估计求解模型参数, 并将其应用于大宗商品市场.HTARIX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捕捉区间型时间序列模型的条件异方差和非线性特征.相比于传统的点值数据模型, 我们的方法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区间的内部信息.实证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的模型在大宗商品区间价格预测上的表现优于其他对比模型.
本文从环境规制软约束的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我们构建了一个以绿色创新投资门槛效应为基础的理论模型, 首次将环境规制软约束引入波特假说的理论框架中, 分析环境规制和环境规制软约束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力.利用2007-2014年中国工业SO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这一准自然实验, 本文综合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排污费数据, 基于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 研究环境规制和环境规制软约束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 环境保护和企业竞争力存在实现双赢的可能.面对相同的环境规制政策, 波特假说是否可以实现受到环境规制软约束的影响.当企业面临环境规制软约束问题时, 企业竞争力显著下降.通过进一步分析, 本文发现环境规制软约束问题抑制了环境规制的创新激励.由于环境规制带来成本的增加, 最终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当较少存在环境规制软约束时, 环境规制反而激发企业显著的创新效应, 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效能”的重要指示精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调研活动, 系统分析杰青、优青人才项目的资助效能.设计并发放了556份调查问卷, 参与座谈专家233人次.我们利用变异系数法、双重差分法、自然语言处理等统计方法对调研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调研数据统计发现: 与优青等人才项目相比, 杰青的综合资助效能相对较高, 立项后其学术成果、学术影响力均有大幅度提升; 杰青优青等人才项目的资助效能存在异质性; 从年龄上看, 42岁前获杰青资助的学者, 其综合资助效能会有更大提升.基于调研分析, 提出了人才项目要“强化过程管理与结题管理”等建议.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2009年至2021年度包括企业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个人特征信息, 利用文本分析识别出环保背景高管, 研究其对于所在企业当年度和未来一年度ESG评级的影响.研究发现, 上市公司董监高团队具备较好的环保背景能显著提高企业当年度及下一年度的ESG评级, 这一作用受到权力效应和利益关联的影响.而且随着新《环境保护法》实施, 相对于其他企业, 有环保背景高管的企业ESG评级在2015年后有显著的提高.对ESG不同维度的分析表明, 环保背景高管对于企业ESG评级的提高主要在于环境和社会责任维度.机制分析表明, 企业环保背景高管能够通过两种途径提高企业ESG评级, 一是提高股东大会上ESG相关议案通过概率, 二是健全企业环境保护制度.基于股权、行业和历史评级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环保背景高管对于企业ESG评级提高作用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污染行业和历史评级较低的企业中.
采用房企微观土地交易数据, 基于十八大以来反腐工作外生事件冲击,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反腐对房企拿地投资的影响.对于拿地行为, 发现整体上拿地后房企股价超额收益率显著下降.反腐后, 房企股价超额收益显著增加, 费用支出显著降低, 拿地价格显著增加, 整体投资效率显著提升.对于国企和非国企样本, 反腐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企样本.最后, 对于改善房企投资和土地交易环境, 针对实证结果从企业异质性角度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投入产出数据作为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中产业数据的核心, 是经济结构分析的重要数据基础.目前国家统计局已开始了对我国投入产出核算方法的改革.在此背景下, 本文系统归纳并分析了SNA核算思想从早期英美主导向后期欧洲主导转变过程中在核算框架上表现出的主要特征.分析表明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生产核算上, 进而导致了投入产出核算的引入及后来的发展.沿着这样的理论路径才能更好理解投入产出核算方法变化和欧美不同做法背后的原因, 从而正确认识当前形势下我国投入产出核算方法改革对于我国整体核算框架的完善, 以及服务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分析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并进一步明确改革的路径和方向.在上述分析基础上, 基于我国实际并借鉴国外做法, 为我国投入产出核算的改革提出建议.
金融市场瞬息万变, 对于量化投资策略, 需要及时地调整和优化.融合模型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动态调整模型的权重和组合方式, 实现自适应的调整和优化.基于此, 本文尝试从融合模型的角度来设计量化投资策略.本文基于LightGBM、Adaboost、XGBoost三种不同的Boosting类算法构造了三个不同的融合两层Stacking模型, 通过沪深300成分股上进行选股回测实证分析来对比择优来得到最合适的基学习模型和次级模型最佳的融合效果.实证结果表明, 三种不同的融合模型在股票市场的预测表现均优于单一算法模型, 其中表现最为优异的是基学习器为XGBoost和LightGBM算法, AdaBoost算法作为次级学习器的融合模型.在持仓数量为20只时, 平均年化收益为13.57%, 夏普比率为1.23, 最大回撤为0.48.此外该回测结果表明, 融合模型在市场波动性较大时有更好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本研究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投资思路, 也对如何推动融合模型在金融实践中运用具备一定的启示意义.
采用有限
基于时变超阈值模型和溢出指数方法构建国际股票市场尾部风险关联网络, 从大小、方向和动态性的角度考察1997–2022年间全球10个重要股票市场之间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 对极端风险事件下尾部风险关联结构的时变特征进行考察, 并分析了尾部风险传染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 整个样本期内, 10个市场尾部风险溢出的均值达到59.79%, 呈现出明显的尾部风险跨市场传染效应, 且该效应在危机时期更为显著.美国是最大的尾部风险净输出者, 是国际股票市场极端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内地市场则具有最低的双向尾部风险溢出水平, 并长期保持尾部风险净接收者的地位.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暴发以后, 国际市场尾部风险联动增强, 给防范境外输入性风险冲击、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国际尾部风险溢出结构也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 平稳时期主要存在发达资本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 新兴市场间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在危机时期明显增强.最后, 经济基本面和市场传染都是国际股市尾部风险溢出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二十大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能源转型目标协同发展总路线中, 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核心路径和必然选择, 而金融市场中融资规模、融资效率等方面无不影响着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鉴于此, 本文选取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 未包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 实证检验了金融资源对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机制, 并深入剖析了影响路径中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实证结果发现: 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驱动地区可再生能源增长, 但这种作用存在U型非线性门槛特征, 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突破一定阈值后, 才能表现出有效的驱动能力; 金融发展对地区可再生能源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其中西部最强, 东部次之, 中部最弱; 融资规模和技术创新在金融发展与地区可再生能源增长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推进区域可再生能源发展、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通过交叉上市资产来分析制度差异与定价机制的关系, 对于推进资本市场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功能,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近20年147支内地、香港同时上市股票的月度数据, 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 在控制主要影响因素后, AH股溢价能负向显著影响A股未来收益率, 但不能显著影响H股的未来收益率; AH股溢价对A股未来收益率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套利限制较小的个股中, 且AH股溢价越高的股票, 下月融券卖出余额越多.这些结果表明, 因制度与投资者结构的差异, A股有比H股更大的波动且更易形成定价错误, 而AH股溢价的定价能力源于有套利者针对A股中的错误定价进行反向交易.本文首次将AH股溢价作为一个定价因子考虑, 并提供了其定价能力的证据和机制解释, 拓展了对交叉上市股票定价机理的理解.
政府引导基金与其运营环境的协调发展对解决资源配置市场失灵、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效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对政府引导基金“募集、管投、退出”各阶段运营效率测算, “创新、金融、产业、民生、财政”各维度运营环境水平评价, 揭示了政府引导基金与其运营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 总体上政府引导基金与其运营环境进入了协调发展初级阶段.其中, 在政府引导基金的管投及退出阶段, 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相对不足; 创新环境与政府引导基金管投及退出的耦合协调关系还处于失调范围; 财政环境高位发展是东部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相对领先的主要因素, 但无法解决东部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效率低下问题.为促进政府引导基金与其运营环境形成高度协调发展格局, 中西部应优先提升创新环境; 东部应着力强化大规模基金运营能力; 政府引导基金需注重系统化运营管理, 避免风险累积导致的退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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